“难违一官之小情，顿为万人之大弊”，语出《贞观政要》。唐太宗对唐初名相王珪说，如果不愿违背官员私人的小情绪，可能顷刻间就造成涉及众人的大危害，这是“亡国之政”，“特须在意防也”。

　　何谓“一官之小情”？《贞观政要》指出，在工作中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原本很正常，但“或有护己之短，忌闻其失，有是有非，衔以为怨”，“或有苟避私隙，相惜颜面，知非政事，遂即施行”，等等，都是“一官之小情”。然而，手握公权力者如果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，总要顾忌身边这样那样的“小情”，那么一方的百姓可能就要遭殃了。因此，为官从政应“灭私徇公，坚守直道，庶事相启沃，勿上下雷同”。

　　无视“大弊”顺应“小情”的人，也许是某些人口中的“好人”，但其本质却是没有底线原则的“伪君子”。孟子对此类人作出过生动的阐释：“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；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。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众皆悦之。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，故曰‘德之贼’也。”见到错误的行为不加纠正，反而与之同流合污，一举一动仿佛忠信廉洁，实际上“好”了自己，坏了原则，是真正的道德败坏。

　　“小”与“大”的背后，是私与公的抉择。矢志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就有着明确的公私立场：“私罪不可有，公罪不可无”。也就是说，为官者应该勇于为公事担当，不要怕得罪人，不能为私心犯错。如果头顶公家的“乌纱帽”，却“难违一官之小情”，本质就是打着自己的“小九九”，用公事讲私情。

　　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北宋欧阳修评价同朝为官的范仲淹、杜衍、韩琦、富弼四人，说他们因为性格不同、所见各异，所以在议事时“多不相从”。但这四人却没有私怨，“平日闲居，则相称美之不暇；为国议事，则公言廷诤而不私”。欧阳修称他们为“天下至公之贤”。《宋史》更是记载：“每感激论天下事，奋不顾身，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，自仲淹倡之。”由此可见，怀揣公心者，既不会因他人指出自己错误而“衔以为怨”，也不会为了与他人“相惜颜面”而曲意逢迎，如此公私分明、坦坦荡荡，自然能够赢得尊重、干好事业。

　　清代梁章钜在《退庵随笔·官常》中写道：“今之巧宦，有所谓不踹泥者，最为可鄙。”意思是现下那些善于迎合的官员，以遇事不惹“麻烦”为做官准则，最令人鄙视。曾国藩也提出“世故深误国事”。显而易见，一个“好好先生”聚集的地方，往往可见官官相护、欺上瞒下乃至民生多艰、民怨沸腾；一个充斥着“老好人”的团体，注定不会有良好的政治生态。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”，如果人人都不愿“违一官之小情”，不顾“万民之大弊”，不讲原则、互相包庇，那么，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国家机构的公信力，更是人民福祉这个国家稳固之基。

　　在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道路上，既需要上下同心、团结一致，也需要敢于直言、善于批评、勇于斗争。共产党人讲党性、讲原则，就要讲斗争。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、决不能退让，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，甚至是犯罪。是“违一官之小情”，还是“为万人之大弊”？每个党员干部心中都要有一杆秤，称得是公与私、大与小；更要有一支笔，划出红线、亮明底线，用党性与原则，书写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。（顾文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