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东垣认为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，“阴火”的产生亦不例外，“阴火”即是指在脾胃内伤虚损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火热邪气。如他在《脾胃论·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》中曰：“若饮食失节，寒温不适，则脾胃乃伤。喜、怒、忧、恐，损耗元气。既脾胃气衰，元气不足，而心火独盛，心火者阴火也”。此处明确指出了心火属于“阴火”，且此“阴火”是因饮食不节、寒温不适和情志失调等因素内伤脾胃，导致脾胃虚弱不能滋养元气，元气不足而产生的。 李东垣《脾胃论》中的大多数方剂，均以人参、黄芪和炙甘草甘温补中益气、益元气，柴胡、羌活和升麻等辛散药升发

阳气。以补中气升清阳为治疗“阴火”的主法，但在“阴火”亢盛时，亦少加泻火药为从权施治之计。谢师在李东垣《脾胃论》泻“阴火”方剂中，其制方立意大约总结为以下几方面。

1. 益气升阳，散郁火  

谢师认为中遏热伏，宜开宜散。《脾胃论·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》曰：“脾胃之证，始得则热中”、“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”。并在《脾胃论·调理脾胃治验治法用药若不明升降浮沉差互反损论》中指出若脾胃虚又过食冷物，出现“四肢发热、肌热……骨髓中热”等“内热蕴蒸，内外皆热”之症，此乃“抑遏阳气于脾土”所致，治疗上应“火郁发之”，以散其郁热。如李东垣创制的“升阳散火汤”，方中辛散药升麻、柴胡、羌活和防风，皆为味薄气轻，上行之药，升发脾阳，可使脾土之郁遏得以发越；甘温药人参、炙甘草、白芍补气敛中。散中有守，使中气升而郁火散。

2. 益气升阳，泻火同治  

李东垣在《脾胃论·脾胃胜衰论》中指出：“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”。治以“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”。该方中除以人参、黄芪、炙甘草补中益气，柴胡、升麻升举阳气外，还酌配甘寒的石膏，苦寒的黄芩、黄连泻“阴火”，可以说是升阳益气、泻火同治。但李东垣反复强调，慎用苦寒泻火药，以防更伤脾胃。如他在《脾胃论·长夏湿热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气汤论》中，以“朱砂安神丸”泻心火时，则强调心烦症减轻后不可再服，“以防泻阳气之反陷也”。

3. 升阳益气，燥湿泻火  

脾胃气虚，湿邪困脾，清阳不升，谷气下流或外感暑湿，也可引动“阴火”，使“阴火得以乘其土位”，故治疗宜升阳益气，燥湿泻火。如李东垣在《脾胃论·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》中创制的“调中益气汤”，治疗脾胃气虚，湿邪内困，下为泄泻，阴火上冲，目中流火，热壅头目。此方即是“补中益气汤”以燥湿化浊之苍术易补气健脾之白术，以理气醒脾之木香易养血活血之当归，加强了运脾燥湿之功，使湿化脾升，阴火不致上冲。

4.升阳益气，养阴泻火  

李东垣在《脾胃论·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》中曰：“夫脾胃虚弱……日高之后，阳气将旺，复热如火，乃阴阳气血俱不足……黄芪人参汤主之”。谢师认为脾胃虚弱，可致上焦肺气不足，如遇夏季天气炎热，暑邪则进一步伤津耗气，导致阴阳气血俱虚，内生“阴火”，治宜“黄芪人参汤”。该方除以人参、黄芪、炙甘草、白术补气益卫固表，升麻升发阳气外，还配以麦门冬、归身滋阴养血，五味子敛肺滋肾生津，使阴阳气血得补，“阴火”得除。

体会

李东垣，“脾胃学说”的创导者。“阴火”理论是其“脾胃学说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因李东垣对“阴火”的概念没有明确的阐述，且其撰著中每处“阴火”所代表的内容也不尽相同，故至今对其“阴火”的含义和发生机理有各种各样的理解。李东垣在《脾胃论·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》“调中益气汤”方后的加减法中指出：“如时显热躁，是下元阴火蒸蒸发也，加真生地黄二分、黄柏三分”。“调中益气汤”是针对脾虚运化失常所致的脾虚湿困证而设的。用此方配伍“生地黄、黄柏”来治疗“阴火”，说明此处之“阴火”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因脾虚所致，即因脾胃虚弱，气血生化乏源，下元肝肾阴虚，不能敛阳，火热上蒸，导致“阴火”内生。可见，李东垣所论之“阴火”，其实质是内伤脾胃所致脾胃气虚下所产生的火热邪气。若用阴阳划分火热邪气，就外感、内伤而言，外感为阳，内伤为阴；就实证、虚证而言，实证为阳，虚证为阴。故李东垣将内伤脾胃之火统称为“阴火”，以此来区别一般阳证、实证之火。

纵观《脾胃论》全文，李东垣“阴火”其实质是指内伤脾胃，导致脾胃气虚下产生的一种火热邪气。它可以是气虚君火不宁之心火、相火离位之肾火等脏腑之火，或气虚气滞之郁火，或气虚湿浊蕴结之湿热，或气虚津亏血枯之虚火等，并且这些

方面又是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的。李东垣治疗“阴火”立法制方变化多端，但总不离“升阳益气”之绳墨，“甘温除热”之基则。在具体的遣药处方时，李东垣还强调“权衡之法”，随证加减，酌情配以甘苦寒药泻火等。总之，通过对《脾胃论》条文的深入研究，对李东垣“阴火”理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以期给研究者们提供借鉴。